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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保护中发展 新中国首个甲级体育场焕新归来的背后******

  (新春走基层)在保护中发展 新中国首个甲级体育场焕新归来的背后

  中新网重庆1月19日电 (记者 钟旖)2023新年伊始,对热爱健身的重庆市民而言,经过两年多修缮的重庆大田湾体育场重启开放无疑是一大乐事。

  记者19日采访获悉,作为新中国首个甲级体育场,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的焕新回归是一项较为全面的综合保护工程,其背后,还凝结着遵循文物保护“真实性、整体性、延续性”的共识,在保护中发展,在发展中保护。

  据介绍,1956年竣工的大田湾体育场(以下简称“体育场”)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大田湾,是新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场。2009年,重庆市政府将其列为市级应急避难场所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近年来,由于建筑年代久远,体育场出现看台结构存在安全隐患、墙体老化、用房侵蚀较为明显等问题,加固与保护修复工作被提上日程。

图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焕新回归。 重庆市文物局供图图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焕新回归。 重庆市文物局供图

  2019年12月,大田湾-文化宫-大礼堂文化风貌片区保护提升工程启动。“我们把工程名字叫做‘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’,充分体现了在工程规划中对文物保护的重视。”重庆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,作为重庆市文物修缮单体体量最大的保护与利用工程,此次修缮遵从“修旧如旧、保持外观风貌、局部排危改造、功能与景观相应、重在外观修复”的原则,进行加固与保护修复,延长使用寿命,保护文物建筑的物质载体。

  据透露,工程总建设用地111334平方米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、修缮和拆除三部分,涉及总图工程、建筑工程、结构工程、公用工程、文物修缮工程、综合管网工程、景观绿化、市政工程等。

图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焕新回归。 重庆市文物局供图图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焕新回归。 重庆市文物局供图

  其中,文物保护修缮建筑面积达9665平方米,遵守保护历史信息的理念,尽最大可能利用原有材料,保存原有构件,使用原有工艺。具体包括,重点清理室内外堆积杂物和垮塌构件,对人为不当的添加物进行拆除,包括加建房屋、不当的装修与添加物,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构件进行处理;按原材料原工艺重新修补破损墙体,清理墙体;将主席台正立面恢复至1956年建成后的原貌……

  “修缮是为了更好地利用,更好地彰显文物的民生功能和风采。”该负责人称,此次修缮工程进一步挖掘和阐释了体育场的遗产价值,是保护和传承重庆文脉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,相信可进一步提升市民对文化遗产的认识,从而增强文化自信。

  项目完工后,体育场于2022年12月30日重启开放,包含标准田径场一个,可容纳23200名观众,地下停车位780。室外生态体育公园包含篮球场5片、网球场2片、气排球场1片、乒乓球场8片、门球场2片,地面停车位8个,室内恒温游泳馆一个,可承接全民健身类活动及企事业单位、中小学生运动会等。

  随着新春佳节临近,这一集健身休闲、都市旅游、体育产业于一体的全民健身综合体,将成为市民的又一热门打卡地。(完)

师恩难忘******

  刘末利

  1960年,对于当下,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,那时从学校毕业,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,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,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,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,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,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  记得1961年的春天,我奉命出差,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,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: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,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  几十年来,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,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,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,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,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,更使我忐忑不安,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,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,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,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,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,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,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,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,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,享受龙井的美妙,一杯接一杯,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,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,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,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,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,无论我怎样努力,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,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:“你这种身体,怎么当记者呀!”

  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,算不上疾病,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,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,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,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,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,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,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  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,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,上海分社“开张”,包括分社负责人,人员只有七八个,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,又是全国工业基地;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,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,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,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,无所适从。某年,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,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,责任不在于我,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,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,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,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,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,真是醍醐灌顶!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,目的明确,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,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  也是在1982年,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,明确了“面向中间,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,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,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,读得我如痴如醉,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,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,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,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,还当面请教,受益匪浅,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,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,我的多位老同事,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,他们是我的益友,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,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  1984年底,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,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: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;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,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,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,毋庸多言。

 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,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,十分难得;唯有满怀感激,永远念叨:“师恩难忘”!

  (历史资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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